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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暴中扣住两颗石子读顾准文集-【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19:58:43 阅读: 来源:跳床厂家

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在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并不奇怪。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服用。有关部门曾有意调他,他却坚持留在上海——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车辆开动之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即,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地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这好像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殊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像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抠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那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他在日记里写道: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那时他早已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人家拉完。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

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像刺一样扎了我一下。这个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他着手翻译经济著作,译稿约40万字,1968年8月监督时开始搁笔。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某地,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责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的神态。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个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个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顾准就是这样)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沉痛反思,回到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这也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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