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见证中国股市二十年(新闻)

刘纪鹏：见证中国股市二十年

刘纪鹏：见证中国股市二十年 更新时间：2010-12-12 8:35:07 　　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写照。我国资本市场事件的主角也同样是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的。回首过去20年，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开拓、他们的成败得失，他们的悲欢荣辱，都折射出中国资本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变迁。

“我1989年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研究和创建，至今22个年头。”经济学家刘纪鹏在回顾之时，依然是充溢着理性与激情。

他直言：“这20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借鉴国情，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就比较成功、顺利。每当简单借鉴西方规范做法，由不懂中国国情的观点主导市场时，就会出现较大的沉浮和较大损失。这么多年中国经济的宏观和微观面都是较好的，为何我们的股市如此之弱？原因在于我们对于这一点还理解得不够深刻，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和深化体制改革的主战场。”

与现在一些所谓“经济学家”的圆滑不同，刘纪鹏在一些理论和观点上，一直犹如一个战士和挑战者。他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持按照中国国情来探索、摸索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路径，而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一些做法。为此，刘纪鹏常常站在一些理论争论的风口浪尖上。即使在一些大型论坛上，即使不同观点者就坐在身旁，刘纪鹏依然毫不避讳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批驳对方观点。这个时候，他常常微微仰着头，语气沉着。

即使浸润其中22年，围绕着中国证券市场这个话题，刘纪鹏依然充满着热情。他说：“中国证券市场2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从政治上认为是资本主义专利，经济上认为可有可无，但当作改革的点缀，到今天，人们认识到资本市场才是决定中国改革30年成败的关键。也可以说最大的成就就是人们对于资本市场认识上的深化。资本市场是现代股份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资本市场建设，是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改革经济体制的建设性问题。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20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改革30年最精彩的华章，也是中国今后未来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

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

刘纪鹏自信地说：“我是一个完整经历中国改革三十年的一个学者。在1979年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对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有着感性而深刻的认识。”

读大学的时候，刘纪鹏的专业是企业管理，他关注企业改革，其学士论文做的就是《公司产权与组织问题》。其后，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企业改革专家蒋一苇先生，硕士论文也是做的《论公司改革》。“如果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宏观与微观之分的话，那我实际上从最早研究微观方面的《公司产权制度与组织》开始。”刘纪鹏介绍说。

他表示，在研究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探索了承包租赁之后，摸索到了股份制。中国股份制公司的探索至少是从1986年以后就已经着手进行了。股份制作为一种基本制度包含了三个基本内同，即股份公司、股票和股市。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发现在中国进行股份制改造非常困难，要进行企业改革，搞公司股份制，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当时主管部门顶住股份制是私有化的巨大压力，根据中国国情，对中国股份制的推荐做出了系统的规划：一是由体改委牵头，与13个部委联合制定了被称为“准公司法”的《股份制定向募集规范意见》；其次，成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始作俑者。“这两方面的工作，我都有幸参与。”刘纪鹏说。

业内俗称的证券市场联合设计办公室于1989年成立。先后参与并设计深、沪交易所，创办北京STAQ系统，实现国债从行政摊派到市场化的承购包销及法人股市场，在监管体制上提出“银证分离”，组建中国证监会的设想，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办人。刘纪鹏从1989年至1994年在“”研究部工作，期间提出了创办法人股市场，在STAQ系统不仅要交易国债，而且要交易国家体改委定向募集公司的法人股，这一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开始实施。

提出“银证分离”是刘纪鹏在记忆深刻的一件往事。他回忆道，1991年提出银证分离、组建证监会的名为《宣言》文章，是由章知方、李青原、戴晓京等人参加讨论，自己主笔完成的，这也是我国系统论述银证分离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我被章知方关在他家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房子里写了三天。章知方说不写完，我就不能回家。每天给我煮两顿面条。文章完成后呈送了国务院领导，并以《在深化改革京城中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为题发表在1991年10月19日的《经济日报》上。时隔一年，已经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刘鸿儒奉命筹建中国证监会。”刘纪鹏说。

不仅仅是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刘纪鹏近十年还主持了国家电力公司、海尔集团、海南航空、万向钱潮、天津开发区总公司等200余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咨询方案设计。

是系铃人也是解铃人

“从20年参与中国证券市场时间中看，最难忘的最艰难的还是股权分置改革。”刘纪鹏感慨地说，“从2000年底接触，整整十年，所有证监会组织的相关会议都参与了。”

2005年5月启动对价股权分置改革思路后，一方面受到了外资投行人士和国内某些经济学家的抵制和质疑，另一方面，国资监管部门也担心对价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以强调国情为主的实事求是派”和“以强调海外规范为主的海归派”就对价的股权分置改革争论越演越烈。2005年7月坊间流传的《三万言书——中国股市的荒唐一幕》一文，提出撤换直接或主要负责人等观点，更是将争论推向了白热化。“当时的海归派要对股市推倒重来，我非常不服。”他说。刘纪鹏其时立即撰文28000多字正面迎战。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参与者，刘纪鹏认为，尽管从中国证券市场成长经历看来，股权分置是证券市场走向国际化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于“股份制”的认识几乎等同于“私有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和股份制要起步，只有从股权分置和一股独大做起。当时不那样做，中国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就搞不起来。股权分置虽使一部分股份暂不流通，但却是当时代价最小的、成本最低的路径选择，是符合中国简便、稳定逐步转轨的原则的。

他进一步说，从历史上看，这几种划分都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国家股、法人股的划分使得中国股市能够起步；A、B股的划分使得外资和中国股市初步接轨；流通股、非流通股的划分在当时背景下不这样做也没法起步。“当时根据国情、借鉴规范做出这样的安排无疑是正确的”。

刘纪鹏指出，中国股市的发展应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存在股权分置的特殊国情，是新兴尚未转轨阶段；第二阶段在解决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和A、B、H三股的统一后，进入成熟股市发展阶段。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转轨时期的重要选择。要看到当初设置股权分置和进行股权分置改革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正确的方法论是建立中国股市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而正确的方法论必须从实事求是出发，尊重国情，借鉴规范。”这也是刘纪鹏一贯坚持的立场。

刘纪鹏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肯定。前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曾提到，作为人大财经委《证券法》和《基金法》起草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他注意到，刘纪鹏在参与过程中，其发言能够做到借鉴外国法律规范的同时，又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来解决实际问题。对于股市中的敏感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比较中肯。刘纪鹏强调，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方法和路径，注重改革的方法论，反对照搬照抄，值得关注。

寻找走向资本强国路径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我们的股市处于世界第二位，这个现象正常不正常？”在谈及后股改时代，刘纪鹏不断地抛出问号，这也是他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他依然言辞尖锐，“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面都是较好的，为何我们的股市如此之弱？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没有统一认识，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对于我国经济和深化体制改革的主战场。能否强调我们要靠资本强国、金融兴国走出一条路，这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刘纪鹏表示，20多年来，始终觉得政策多变困扰市场。中国股市的起伏跌宕确实是政策变化的第一要素。政策对股市影响太大。应看到资本市场崛起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应该推进积极的股市政策。

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刘纪鹏一直没有停止思索，尖锐地触及问题，探索解决之道。就在记者发稿的当晚，刘纪鹏在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教室与有关学者对谈《当前资本市场热点与前沿问题探索》。对于一个执着探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刘纪鹏对于路径的思索选择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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